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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湖北省博物馆，四枚珍藏于此的湘鄂西苏区印钞铜板，承载着一段厚重的红色金融记忆。这些铜板曾用于湘鄂西苏区钞票的印制，板面上留存的图案和文字，是根据地金融事业的重要实物见证，也是铭记革命岁月的珍贵文物。
很多人不知道，这四枚印钞铜板背后，还有一段用生命守护的故事。铜板留下的纹路，把人们带回洪湖岸边那座屡迁厂址的造币厂，也带回厂长刘作甫用生命守护印钞模板的往事。
1930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在监利汪桥成立，随后从新观誓师出征，洪湖根据地逐步形成。随着苏维埃政权建立，根据地要自己的货币，需要让农民买卖有钱可用，让生产和贸易在敌人的经济封锁下继续运转。4月10日，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石首调弦口召开，成立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同时建立鄂西农民银行，由戴补天担任行长。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戴补天在石首小河口冯家潭子创办制币厂，印制纸币，在洪湖苏区发行。
同年7月，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在公安南平会师，成立红二军团。贺龙巡视洪湖西岸后，决定把这一带建成红二军团的战略后方，鄂西农民银行造币厂等机构随之在监利桥市建立起来。造币厂起初设在桥市镇楼房村段声材家，后来迁往克塘村王植时家。桥市刘湾村人刘作甫担任厂长，戴作安任党代表，胡归金任技术科长。
办厂首先要解决设备和技术问题。刘作甫带领工勤人员越过敌人的层层封锁，上长沙、下武汉，请技工、购设备、制印模、买纸张。印钞所需的铜版雕刻工艺，当时在苏区难以解决，只能到统治区的大城市设法制作。这些辗转购置的设备和印模，成了造币厂最重要的家当。厂子刚办起来时，干部职员和勤杂人员只有9人，印钞机只有1台。
1930年9月，红二军团攻克监利县城。随着根据地政权机构调整，鄂西农民银行改为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行址由石首调弦口迁至监利容城北街，仍以“鄂西农民银行”的名义发行货币。造币厂印出的纸币，开始承担起维持苏区经济往来的任务。
然而，刚刚立足的厂子很快就遭遇战火。1930年11月，军向洪湖地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扬言进犯克塘村、捣毁造币厂。按照特委指示，刘作甫带着干部职员，把造币厂搬进芦苇荡中的码头湾，迁驻张耀安家。在湖滨隐蔽的村落里，造币厂继续印钞。
到1931年春，全厂已有40多人，印钞机增加到8台，还添置了2块石印模、5块铜印模，印制的钞票有1角、2角、5角、1元、2元等面额。后来，厂里又添置8台动力机，将手摇石印机改装为动力牵引，提高了印制效率。厂址虽一再变动，印钞生产仍在艰难维持，并逐步发展。
这些纸币能不能流通，重点是群众是否信任。1931年3月29日，团湘鄂西特委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鄂西农民银行发行的纸票样式精致，群众信任，“无论到啥地方都可以用，在银行里也可兑换现金”。为维护这种信用，苏区银行规定，苏币可以兑换现洋；到白区购货、办事的人，先将苏币换成现洋，白区商人进入苏区，也须将现洋换成苏币后购货。银行还逐步统一币制，取缔私商发行的小票，办理存款、兑换和低利借贷。造币厂的一张张纸币，由此进入苏区的集市和日常生活，支持着根据地的生产与贸易。
1931年6月，湘鄂西临时省委成立，银行改为湘鄂西省农民银行。紧接着，一场特大洪水又迫使造币厂转移。7月，洪湖苏区连降暴雨，长江洪水上涨，地势较低的瞿家湾被淹，根据地领导机关迁往地势较高的周老嘴。造币厂干部职员也奉命带着机械设备向北迁移。有时在一个地方刚落脚不久，就又因战事或水患搬走。对于刘作甫和工友们来说，搬迁既要保全人员，也要尽力保存设备，让造币厂能够重新开工。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2月，湘鄂西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监利周老嘴召开，湘鄂西省农民银行升格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造币厂也改称湘鄂西造币厂，先后迁到监利周河湾青泛湖徐海秋、徐益秋家中，以及柳关街对河的周炳章家。两年多时间里，这座湖滨造币厂随着战局和水情不断转移。
1932年4月，湘鄂西特区分行随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迁驻瞿家湾。戴补天继续置办印钞设备，完善组织机构和制币体系。桥市村民袭元清听当地老人讲，造币厂已有一整套印钞设备，钞票印成后送到瞿家湾盖章，再在湘鄂西苏区流通。除印制纸币外，造币厂还生产银元，支撑着根据地的金融活动。
同年6月，军发动第四次“围剿”，8月中旬又集中兵力进攻洪湖苏区。形势越来越严峻，造币厂干部职员已难以立足，沉重的设备也难以运输。突围时，他们只能贴身携带印钞铜板。几经搬迁的刘作甫，始终把这些铜板印模带在身边。
1932年10月中旬，洪湖苏区丧失。造币厂与红军主力部队和苏维埃政府失去联系，干部职员被迫退到洪湖上的一条小船上。刘作甫通知大家撤离，自己却冒着生命危险，把印钞模板带回家中，埋入地下。曾经随着工友们辗转湖滨的印模，就这样被保存下来。
1940年，桥市联保处逼迫刘作甫出任伪秘书。他坚决不从，最终自缢身亡。临终前，他把掩埋印钞模板的事告诉儿子，嘱咐在革命胜利后交给党、交给政府。
1952年，儿子刘福香遵照父亲的遗嘱，将埋藏多年的印钞模板挖出，交给监利县人民政府，这中间还包括5块完整保存的印钞铜板。刘作甫没能亲手完成的交还，由儿子完成了。
如今，刘作甫守护下来的五枚印钞铜板，已有四枚珍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另一枚收藏于监利县博物馆。这枚留在监利的铜板长10.3厘米、宽9厘米、厚0.1厘米，板面上刻着天坛、宝塔和花边等图案，成为这段红色金融历史留在故土的见证。从简陋民居中的一台印钞机，到芦苇荡里的迁厂，再到洪湖小船上的最后撤离，造币厂的经历留在了铜板上。五枚铜板虽分藏两地，却共同记录着湘鄂西苏区金融事业的发展，也让人们记住了刘作甫和那些工友的坚守。
走进博物馆，凝望这些历经战火的印钞铜板，我们正真看到的是珍贵的红色金融文物，也读到革命先辈在危难中坚守事业、以生命守护信仰的往事。刘作甫将印钞模板托付给儿子，嘱咐交给党和政府，使五枚铜板成为对党忠诚、热爱金融事业的实物见证。今天，这份镌刻在铜板上的红色记忆，启示金融工作者把对事业的热爱落实到守护信用、履职尽责的具体行动中。赓续红色金融血脉，就要从这些文物承载的历史中汲取力量，把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融入日常，以实干担当守护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